【齐义虎】“两朝论”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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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快评热议发布时间:2010-03-07 08:00:00标签:两朝论、台湾问题

齐义虎

作者简介:齐义虎,男,字宜之,居号四毋斋,西历1978年生于天津。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教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宪政问题,著有《经世三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两朝论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历2010年3月7日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为理论资源,从朝代更替的视角来看待作为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结合着国内法和国际法背景,讨论了一个中国之正统代表权的问题,进而重新定位两岸关系,针对以往之“两国论”和“两府论”提出“两朝论”的解释,即大陆与台湾乃是本朝与前朝的关系模式。接着本文又以“天子不臣二王之后”的春秋大义为切入点,提出了处理本朝与前朝关系的“存三统”模式,希望以此为台湾问题之解决开辟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

关键词:台湾  统一  正统  天子不臣  二王之后

自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以来,两岸之间减少了陈水扁时期鲁莽而又危险的政治碰撞,增加了经贸、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在务实合作、互利双赢的共识之下,两岸大三通得以顺利实现,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岸关系目前还处在一种经热政冷的状态。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新三不主义,实际上关闭了现阶段两岸之间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其基本战略就是搁置两岸政治分歧,推动两岸经贸合作,只想赚取经济利益,不想涉及政治议题。但两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内战遗留的政治问题,必然要通过政治谈判来加以最终之解决,单纯的经贸合作不论依存度有多高,都不足以促成两岸的自然统一。

刻意回避政治问题的经贸合作固然可以营造一个和缓的两岸环境,但这不过是暂时的维持现状,只能说是为海峡两岸未来的永久和平赢得了可能的空间。可能还只是可能,其最终之实现有赖于两岸领导人的积极作为。说白了,维持现状是为了给两岸的和平协商与谈判创造一个有利的氛围,可以说只是一个过渡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常态。所以仅仅维持现状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两岸统一与和平的问题。但要求得问题之解决又不得不先谈现状,因为只有立足现状两岸才能在一个基本的定位上展开和谈。

那么两岸的现状到底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困扰两岸关系的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可以说,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两岸问题也就解决掉一半了。

从国内法律来看,两岸的宪法体制都追求国家之最终统一,且都自称是整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在国际法体系内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自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整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了。换句话说,在国际法框架内,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不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但我们要看到内外之别。对外而言,中华民国的不被承认,解决的只是在国际法体系内一个中国之主权代表的问题;对内来看,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两岸分治的这个现实。现实就是,大陆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虽然在国际法上被取消了,但其政府在事实上却依旧在台湾存在着。这是大陆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如果说对外代表权的问题我们已经成功解决,那么在国内我们又该如何定位两岸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呢?若把台湾的政府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省级政府,这从宪法的层面就说不通,因为两岸明显属于两套不同的宪法体制;但若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看作中国的另一个中央政府,则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又欠缺足够的法理依据,并且从统治区域和人口来看也与基本的事实不符。不过台湾前些年的去中国化运动倒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作为整个中国之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是被他人剥夺的,那么其在国内的代表地位则可以说是台湾方面主动放弃的。尤其是在台湾实现了总统和立法院本土直选、废除国民大会之后,更加使其丧失了作为整个中国之中央政府的国内法法理依据。而民进党上台之后一系列的台独动作和意识形态裹挟,更是使得岛内政界少有人再敢以中国正统自居,甚至连中国这个称呼都拱手让与了大陆,时时处处不忘以台湾自称,连正式的中华民国称呼都越来越少被使用。这样的话,我们就继国际代表权之后又解决了国内代表权的问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政府之间,前者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国内都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中央政府,这已是国际社会所共同承认的事实,就连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再对此提出挑战。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就只剩下对在台湾之中华民国政府如何安排其地位的问题了。

台湾的政府其角色看起来颇为尴尬,一方面它不再是全中国的代表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台湾的地方政府(台湾省政府还在被冻结的状态之中);它不是一国,却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相对于本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它应该属于前朝,并且从领土、人口、主权等国家要素来看,它已不是完整的前朝,而只是前朝的遗存。换句话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前朝和本朝的关系,就像商朝和周朝的关系一样。借用法国的历史模式,我们不妨称中华民国为中国结束帝制之后的第一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膺受天命,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即中央政府,而作为前朝的中华民国则败退台湾,重新成为一个地方诸侯。

中国的政治传统因为秉持天下为公的理想,所以历来讲天命之流转,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辅”。那什么是天命呢?其实天命并不神秘,天命也就是民心的向背。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要对解放战争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当年的国民政府是如何丧失民心的,而中共又是如何赢得人民支持的。要说政权合法性,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大陆的历史书才会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那历史又是什么呢?毛泽东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的选择。这其中的论述不可完全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天命观在里面。

以上便是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关系的梳理,其结论便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二者是本朝与前朝的关系;不管是从国外代表权还是国内代表权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已经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整个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中央政府;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前朝的遗存。

有了对于两岸关系的明确定位之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朝代更替之后如何处理本朝与前朝之间的关系了。在这方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借鉴。

我们以武王克商的历史为例,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史记·乐书》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这里我们看到,武王对于前朝的商政权并没有赶杀殆尽,而是在取代了其天下共主地位之后便适时地停止了战争,改封其后代于宋,继续奉其宗祀,行其典制。当然,历史上这一封建的过程是由武王及其弟周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而不是在武王时代就已经完成了的。

以我们现代政治的思维来看,这种政治宽容乃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的民族国家绝不可能允许有现行宪政体制之外的因素存在,就如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绝不可能让法兰西第二帝国还在某个省份保留其统治一样。但那是西方人的政治,不必是我们中国人的执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智慧,前有一国两制的成功范例便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成就。

说到中国式政治思维,在中国的三代政治中就有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那就是天子不臣二王之后。《白虎通·王者不臣》有言:“不臣二王之后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在《白虎通·存二王之后》中说得更清楚:“王者所以不臣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礼乐,永事先祖。”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二王。“二王”就是本朝之前的两个朝代,以周朝为例,二王便是之前的夏和商。因为夏的开国君主大禹和商的开国国君成汤都是曾有大功于黎民百姓的先王,为了让他们可以继续享受后代的血食祭祀,表彰其德行功业,所以武王才会“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使之祭祀不辍、血食不绝。出于一片公心,尊重历史、礼敬先王,不忘本、不忘恩,这乃是我们中国人的政治传统,与西方那种一定要厮杀得你死我活的阶级政治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观。阶级政治出于一方集团之私利,所以对于先前的统治阶级常常要予以彻底的消灭,以便确立本阶级的绝对统治;而中国之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则本诸公心、代天牧民,其统治权的转移是前后任的继承关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所以春秋大义才会主张“兴灭国、继绝世、存三统”。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公器而非私产,所以任何一个王朝受命上台都要替天行道、造福万民,对于有功于天下苍生的先王更是要礼敬有加,不可存一姓之私见、废天下之公意。这就和现在美国的总统轮替是一样的,现任总统可能与前一任的总统并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但只要前任总统在任期内曾经对国家做出了贡献,续任者都要对之表示必要的敬意与纪念。

相对于本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二王所指就应该是清朝和中华民国。当初清帝退位的时候,民国政府特意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对于清朝皇帝依旧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岁奉支出由民国政府定额供给,其宗庙陵寝则由民国政府加以保护,永远奉祀。诸如此类等等。从中我们依旧可看出三代政权鼎替的遗风。当然,后来由于遗存之清廷参与张勋复辟在前,投靠日本人建立傀儡的伪满洲国在后,背离国家民族大义,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赖,所以作为二王之后没有再保留下来。但毕竟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曾有优礼前朝的气度,今日的本朝对之亦可报以同样的善意。

但中华民国前后只存在了38年,和隋朝差不多长短,而且其间还包括了北洋军阀的15年(1912~1927),日寇入侵的14年(1931~1945),真正称得上国家统一的时间实在是屈指可数,比之隋朝甚至还不如。所以不免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样的朝代具备二王之后的资格吗?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去考察中华民国的千秋功绩了。

中华民国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遭遇的时代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操持政权、应变时局的角度看,中华民国至少有两大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世不忘。

第一,孙中山先生以其毕生之精力投身于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事业,最终打倒了二千余年的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伟业功勋;而其积毕生之革命经验和思考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五族共和的思想,更是照耀千古的政治智慧。孙先生的功业与思想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和奠基作用,本朝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正是在孙先生事业基础之上的继续推进。

第二,1931年尤其是1937年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使得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在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存亡关头,年轻的民国政府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担负起了领导抗战的民族责任,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使得中华民族避免了一次沦亡的危机,这为后来国家的自立和富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能有今天的民族独立和国际地位,能彻底走出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弱国低谷期,可以说完全是拜那次抗战胜利之赐,因为那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此之后中国便再也没有倒下过。

中华民国对国家、民族有此两大历史功勋,便足以值得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缅怀和纪念,作为二王之后,当之无愧。但民国和以往的王朝又有一点不同。王朝是在其家族宗法的礼仪之中延续其宗庙的传承和奉祀,重的是血统;而民国的元首由于是选举产生而非家族世袭的,所以其存先王之统的形式就不再是宗庙的祭祀,而是法统的延续。这也就是依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思想所订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组成的六法全书,这才是中华民国国体之所在、国脉之所存。

在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不同。香港和澳门都是昔日被列强所强占的殖民地,无“统”可言。所以它们和中央的关系相对明确,解决起来也就相对简单,直接作为特别行政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之下。虽然他们跟内地的法律甚至法系都完全不同,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法律附庸依旧可以取得其合法地位。

台湾不一样,它拥有自己的法统传承,所以也就拥有和港澳不同的政治地位。港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属下的一个地方单位,拥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权源依旧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其下的基本法;而台湾作为天子所不臣的二王之后、前朝遗存保留区,便不是中央政府属下的一个地方单位,而是一个特殊地方,因为其法统自奉、权源自足,所以可以说无需天子(中央)的法律授权,因此它所享有的就不单单是高度自治,而是完全自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天子“不臣”的含义。

那么台湾是不是因此就成了独立王国了呢?也不是。虽然天子不以臣子视之,而待之以“客君”之礼,但前提是它要承认本朝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而且它自身并不能自外于这一天下体系。比如,虽然其法统自奉,但其原有的以天子自居(即以中国正统自居)的内容便要做出修改,第一条就是国号要去掉,就像周朝代商一样,商的后代改国号为宋,其爵为公,皆下天子一等。而且作为二王之后,其对天子依旧需要承担三项义务,这就是:朝聘、纳贡、助征伐。朝聘和纳贡可以看作双方交往的一种政治形式,而助征伐则关系国防安全,这也是在允许台湾保留军队的情况下附带的对于国家共同责任的一种法律义务。对于诸如此类的双方关系的具体安排,可以一种单独的法律形式予以规定,例如制定一部具有第三宪法(大陆宪法和台湾宪法之外)性质的两岸关系法来囊括这一切。

按照以上的设想,国家达成了统一,民族同胞实现了和解共生,台湾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现状,两岸获得了永久的和平。台湾可以正名,法理可以修改,台湾人民的主体性诉求得到了满足,只是没有了台独的危险。统一问题的解决还将为台湾内部政治创造一个良性运作的生态环境,而不必再像今天一样纠缠于统独和省籍族群议题,蓝绿对峙,民生凋敝,空转内耗,社会沉沦。

统一有许多的好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和平,因为相对于国家间的自然状态,统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确立一套宪政规范,这便是和平最大的保障。看一看今天的欧盟就可以知道,欧洲历史上小国林立、征伐不断,一战、二战尤为惨烈。所以今天的欧洲人认识到了统一对于和平的保障作用,才会积极推进欧洲的一体化建设,以期永久之和平。欧洲人分属列国尚知联合,我们两岸同胞本属一家又何必分裂呢?

当然,目前来看横亘在两岸之间的最大隔阂是意识形态上的歧见,其表现便是制度差异。台湾或许会以自己的民主制度自炫,鄙夷和不屑于大陆的体制,甚或称之为极权专制的一党独裁。其实这里边除了各自的理念、立场不同之外,还有就是分离多年的隔膜与陌生。真正了解之后也许会发现,原来台湾的民主并不那么完美,而大陆的制度也未必就那么糟糕。至于到底是自由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我想现代的人一时半会儿都不能给出证明。既然是未来的事,那不妨就让历史去做决断,让那时候的人民自己去做选择。作为现在的领导人,放下彼此的意识形态成见,彼此多一点尊重和宽容,也许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再说,两种制度在统一的框架下本没有合一,而是各自独立存在,究竟孰优孰劣,二者可以展开和平的制度竞争。对于彼此而言,这既是一种促进自我内部制度优化的外在压力,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制度活力,又何乐而不为呢?

和平是可贵的,但只有统一之下的和平才是长久和有保障的,这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封建时代便推崇大一统的原因所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热爱和平并且知道如何去赢得和平的民族,大一统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均质化同一性不一样,大一统追求的乃是一种差异性的和平共存,一种秩序之下的多样性共生。此道不惟对两岸关系的和解有所帮助,对于世界上的地区冲突之解决亦足以有所启发。

如果和平统一不能实现,那么接下来的只能是内战的继续,这是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不愿看到的结果,但他们更不愿看到的则是国家、民族的分裂。去年西藏的3.14暴乱所激起的全球华人反分裂声势便是这一民意的最好诠释。可以说,统一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心理积淀,有统一才会有和平,有统一才会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有统一才会有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复兴。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史上曾不断遭受屈辱,两岸领导人作为人民的代表,应该深深体念中华民族渴望统一、强盛的内心诉求,上顺天意,下应民心,不计个人荣辱,冰释党派恩怨,积极担当作为,推动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至于谈判的方式,台湾方面一直要求对等,不愿被政治矮化,其实这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按照前文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前朝和本朝本身就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天子不臣二王之后,待之以客君之礼,这不正是礼敬先王之后的表现么?“不臣”也就是不把台湾作地方化的处理。本朝天子既已礼敬先王之后,反过来前朝对于代己受命的当朝天子亦应体现足够的善意和尊重。彼既待己对等,视若上宾,己也要谦恭退让,不敢自专才是。古人云:礼者,自卑而尊人也。本朝前朝,譬如主客,取法古哲,自卑尊人,对等问题又何成其为问题呢?

中国的政治自古便有天下的胸怀和为公的精神,只要有助于化解目前两岸的不正常关系,有利于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有利于实现全体中国人追求国家民族统一的大业,便没有什么理论是不可以突破的。凭借我们民族的智慧,仰赖我们祖先的神灵,解决我们两岸同胞的和平与统一问题,这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成就。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此而默默祈祷着,静静期盼着。

写于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2月27日

【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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