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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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类
大学中庸章句;
论语孟子集注;
中庸辑略;
论孟精义;
四书或问;
朱子语类(四书门);
四书纂疏;
礼记注疏(《大学》、《中庸》篇);
《论语》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疏;
《孟子》赵岐注。

以上四书类。

  六艺皆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所传。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据《论语》以说六艺,庶几能得其旨。孟子、荀卿皆身通六艺,然荀卿蔽于修而不知性。唯孟子道性善,言王政,为足以继《论语》。先儒取戴记《大学》、《中庸》二篇以益之,谓之四书,万世不可易矣。朱注,字字称量而出,深得圣人之用心。故谓治群经必先求之四书,治四书必先求之朱注。然不校之《集解》、《义疏》,不知其择义之精也。不考诸《精义》、《或问》,不知其析理之微也。学者宜于此详玩而深体之,乃有以立其本矣。

《孝经》类
孝经注疏;
孝经章句;
孝经集传。

以上《孝经》类。

  自魏文侯已为《孝经传》,汉于《孝经》立博士。匡衡上成帝疏云:“《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然汉师如长孙、江翁、后苍、翼奉诸家,书皆不传。今古文文字多寡,章句亦异,是以朱子疑之。《玄宗注》依文解义而已。吴草庐(澄)合今古文刊定,为之章句,义校长,然合二本为一,非古也。唯黄石斋(道周)作《集传》,取二戴记以发挥义趣,立五微义十二显义之说,为能得其旨。今独取三家,以黄氏为主。

诗类
诗经注疏;
韩诗外传;
三家诗拾遗;
诗本义;
吕氏家塾读诗记;
诗集传、诗序辨;
诗缉;
诗毛氏传疏;
诗经传说汇纂;
毛诗古音考;
诗本音。

以上诗类。

  孟子、荀卿皆善说《诗》。孟子谓:“以意逆志,斯为得之。”荀卿言《诗》无达诂。世传子夏《诗传》乃出后人依托,然《诗序》非子夏不能作也。观《论》、《孟》及《二戴记》诸篇引《诗》,可悟孔门说《诗》之法。《韩诗外传》颇得其意。三家义已阙遗,今独宗毛。郑笺训诂,亦间与毛异。《小序》或言出于卫宏,虽不尽可据,然其精者,弗能易也。欧阳永叔作《诗本义》,始攻毛郑。朱子《集传》不信《小序》,亦稍有抑扬之过。然其言义理,固有非毛郑所及者。吕伯恭《家塾读诗记》,最便初学。严氏《诗缉》,宗毛传,用小序,而长于义理,可法也。陈氏奂《传疏》训诂校优。清敕编《诗经传说汇纂》,采摭亦颇不苟。顾氏《诗本音》后出,比陈氏《古音考》为长。初学,先读此数书,亦可以稍窥其涯略矣。

书类
尚书大传(郑注);
尚书注疏;
尚书集传;
东莱书说;
尚书集传纂疏;
书经传说汇纂;
尚书古文疏证;
古文尚书冤词;
禹贡锥指;
洪范明义。

以上书类。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尤长于《诗》、《书》,而其言若此,可见《书》之可信者,当准之以义理,不关考证也。孟子此言,远在伏生以前,何有今古文之别。古文实有不可信者。如“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此的是魏晋以后语。比血流漂杵为甚,不必定归狱于梅赜也。自王柏作《书疑》、《诗疑》,始启疑经之渐。至清儒,考订益精,于是伪孔之书,几全废矣。今取《尚书大传》为首,以其为伏生之遗也。孔传不尽依托,佚文赖之以存。但准之义理,可以无诤。蔡传自不可易。《东莱书说》亦长于义理。阎氏《疏证》,毛氏《冤词》,在学者自审之,知有此一段未了公案而已。《禹贡》、《洪范》最为难治,聊举二家,以示一例。

三礼类
仪礼注疏;
周礼注疏;
礼记注疏;
张尔岐《仪礼句读》;
胡氏《仪礼正义》;
孙诒让《周礼正义》;
礼记集说(陈浩);
礼记集说(卫氏);
大戴礼庐辨注(孔广森补注);
大戴礼解诂(王聘珍);
礼记章句(任启运);
仪礼经传通解;
礼书纲目(江永);
《礼经通论》邵懿辰;
《通典》议礼诸文。

以上三礼类。

  三礼同遵《郑注》。宜先读《礼记正义》。《周礼》、《仪礼》,则孙、胡二家疏义为详。《礼记集说》,则陈书精约,卫书详博,俱宜尽心。张蒿庵任钓台之书,亦便初学。江慎修《礼书纲目》,继《仪礼经传通解》而作,最有体要。礼以义起,必先求之二戴。丧祭之礼尤为重要而难明,《丧服传》最精,宜出于子夏。二戴诸篇,皆七十子后学所传,非汉之博士所能附益也。《通典》多录议礼诸文,亦见汉以后礼说未为衰熄。清儒多勤于名物而疏于义,约取而已。

乐类
古乐经传(李光地 即释《周礼大司乐》文);
乐书(明 郑世子);
律吕精义(清敕编);
律吕新论(江永);
声律通考(陈澧)。

以上乐类。

  《乐记》一篇,明乐之义。《乐经》本无其书,后儒以《周礼大司乐》一篇当之。证以《论语》子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及子语鲁太师乐一章,当是正其律吕,亦如今乐之有谱。然在齐闻《韶》,亦以乐之谱在陈氏也。汉后,多杂用四夷之乐。唐人尤好胡乐,乐乱久矣。周王朴,宋司马光,范镇,皆尝定乐律。朱子门下唯蔡元定可与言此。明郑世子《乐书》,亦以己意更定律位,此非习其器不能知也。聊举数家,以见一斑。

易类
周易注疏;
易略例;
伊川易传;
朱子易本义;
易学启蒙;
苏氏易传;
慈湖易传;
汉上易传(朱震);
易汉学(惠栋);
易学滥觞(黄泽);
观物篇解(祝泌);
皇极经世索隐(张行成) (附《易学辨惑》邵伯温。此非说《易》之书,以其可考见邵学授受源流,故附于此);
周易函书(胡煦);
周易集解(李鼎祚);
周易述(惠栋);
易图明辨(胡渭);
周易折中;
易音。

以上易类。

  《易》为六艺之原,其为书广大悉备,得其一义,并足名家,故说《易》之书校群经为最多。汉儒自京、孟以逮虞、荀,皆主象数。魏王辅嗣始主义理,一扫支离破碎之习。而或讥其以老氏说《易》,不知老氏,固《易》之支流也。魏晋以后,南北分途。北学宗郑,南学宗王。及唐初,敕编正义,乃定用辅嗣,《系辞》用韩康伯,亦多存玄言。六朝每以《易》、《老》并称,凡善言名理,未有不通《易》《老》者,《易》几为道家所独擅矣。伊川作《易传》,重在玩辞,切近人事,而后本隐之显之旨明,深得孔子赞《易》之志。故读《易》,当主伊川。朱子则重在玩占,故作启蒙,以摄象数。邵氏先天之说,九图之传,虽或云出于陈抟,其理自不可易。清儒张皇汉学,务相攻难,于是象数又分汉宋两派,亦徒见其隘而已。今谓治《易》,当以义理为主。至汉宋象数,亦不可不知,实则求之《启蒙》,约而已足,无取穿凿附益,流为术数方伎,而使《易》道反小。诸家说《易》不可殚举,观于上列诸书,亦可以略知其流,至宗归义理,必以伊川为法也。

春秋类
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
春秋左氏传注疏;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
公羊何氏释例(刘逢禄);
谷梁补注(钟氏);
春秋左传释例(杜预);
春秋集传纂例(陆淳);
春秋集传辨疑(陆淳);
春秋微旨(陆淳);
春秋尊王发微(孙复);
春秋传(刘敞);
春秋权衡(刘敞);
春秋胡氏传(胡字国);
春秋集传(赵氏);
春秋属词(赵氏);
春秋左传补注(赵氏);

  《资治通鉴》;
  《唐鉴》;
  《续通鉴》;
  《明通鉴》;
  《通鉴纲目》。

以上春秋类。

  董生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以《春秋》推见至隐,以人事反之天道,是故因行事加王心。王心者何?即道心也,天理也。志在《春秋》,此志即王心也。故庄子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志不可作志乘之志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义即圣人之志也,即王心也。先儒说《春秋》,最难治三传。《公》、《谷》述义,《左氏》述事。自杜氏独行,而何、范之书隐。至唐有啖、赵之学。宋初,孙明复、刘原父始稍出新解。胡文定传,义理最精。至元,而有东山赵氏之学,并不尽依三传。晚清,今文学复兴,于是公羊何氏学盛行。黠者至傅会改制,以言新法,是以私智说经,云圣人之志益远矣。今谓《公羊》遗义,当求之《繁露》。弃周之文,反殷之质,准以《论语》。吾从先进十世、损益四代礼乐义可推知,至黜周王鲁,为汉制作,则博士之陋言也。胡文定后,唯东山赵氏为不苟。伊川欲作传而未成。朱子一生遍治群经,独于《春秋》不敢轻说一字。学者且宜熟玩《公》、《谷》胡传,须使义精仁熟,乃有以得圣人之用心。慎勿以智过游夏自许,当以朱子为法,庶其可也。

小学类
尔雅义疏(郝懿行);
广雅疏证(王念孙);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
释名;
玉篇;
广韵;
古籀拾遗(孙诒让);
文始(章炳麟);
经典释文;
经传释词(王引之)。

以上小学类。

  清儒最长于小学,此数家在所必读,其馀可缓。

群经总义类
白虎通议疏证(陈立);
五经异义 驳五经异义疏证(陈寿祺);

  汉儒通义(陈澧)。

以上群经总义类。

  汉博士之说,求之《白虎通议》,可见其略。许、郑驳难,并杂用今古义,虽非完书,亦见当时辩论之概。陈兰浦纂《汉儒通义》,尽采汉儒义理之言,乃欲以抗《近思录》,以亦学者所当知也。

子部儒家类
家语;
孔丛子;
荀子集解(王先谦);
新书;
新序;
说苑;
法言;
中说;
太极图说(朱子注、曹述解);
通书(朱子注,曹端注);
二程遗书;
二程外书;
二程文集;
程氏经说;
正蒙(王夫之注、李光地注);
西铭、东铭;
经学理窟;
龟山语录;
延平答问;
朱子大全集;
朱子语类;
象山集;
慈湖遗书;
白沙语录;
传习录;
阳明文集;
近思录;
伊洛渊源录;
考亭渊源录;
授经图;
儒林宗派;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清儒学案小识;
困学纪闻;
日知录。

以上子部儒家类。

  书院简章通治门,以《论语》、《孝经》为一类。孟、荀、董、郑、周、二程、张朱、陆、王十一子附之。若不读群经,亦不能通《论语》、《孝经》也。不读十一子之书,亦不能通群经大义也。除《孟子》列在四书,董书在春秋,郑书之要者在三礼,今仍依四部目略。举儒家诸子必当先读者如上,此群经之津逮,义理之总龟也。《家语》、《孔丛》,虽不免依托,纯驳互见。荀卿虽未知性,终不失为大儒,贾生、刘向并宗荀子。子云、仲淹,文过其质。至于周、程,始为直接孔、孟。程门以龟山、上蔡为钜子。龟山重涵养,上蔡重察识。龟山再传为延平,上蔡再传为五峰。朱子亲受业于延平,及见南轩,而尽闻湖南之学。晚乃继述伊川,实兼绍杨谢二脉,故极其醇蜜。象山独称伯子,其专重察识,实近上蔡。白沙,静中养出端倪,亦龟山之别派。下启甘泉,至阳明而益大复,与上蔡、象山相接,弥近直指矣。深宁,朱子之后学也,入理则疏,而涉学至博,下开亭林,遂为有清一代考据之祖。故以二家附之。此其源流之大概也,自余非要者,不须汲汲。

诸子类
老子(王弼);
庄子(郭象注);
列子(张湛注);
墨子(孙氏闲诂);
公孙龙子(谢希深注);
人物志(刘昞注);
管子(房玄龄注);
晏子春秋;
《尸子》、《慎子》佚文;
韩非子;
商君书;
吕氏春秋;
淮南子;
抱朴子外篇。

以上诸子类。

  九家以儒为高。余可观者四家,道、墨、名、法,皆出于六艺,而得失有多少,(语在《泰和会语》六艺统诸子篇。)然皆道术之流变也。杂家多取而寡得。道家至《淮南》、《抱朴》,益华而少实矣。此六艺之失,学者所当知也。

史部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新唐书;
五代史。

以上史部。

  史家以迁固为不祧之宗。史公自附于《春秋》,纪传独绝班书,特长典制。陈、范虽文美,弗能及矣。《晋书》虽成于唐,其所因藉者,胜沈约、萧子显,一文一玄。《新唐》、《五代》,简而有法,余则近秽矣。《隋书•经籍志》、《魏书•释老志》,并于学术有关。先尽诸史,再议其后者可也。

诗文类
楚辞;
文选;
古文苑;
唐文粹;
宋文鉴;
文章正宗;
两汉诏令;
古诗源;
海洋古诗选;
唐诗别裁;
唐贤三昧集;
乐府诗集;
骈体文钞;
古文辞类纂;
续古文辞类纂;
姚椿《国朝文录》

  艺苑卮言;
  诗薮;
  诗人玉屑;
  瀛奎律髓。

以上诗文类。

  但举总集之要者。集部之书,汗牛充栋,终身读之不能尽。大抵唐以前别集无多,俱宜读。唐宋则择读大家,宜知流别,宜辨体制,宜多读诗文。评文章不关经术者,不必深留意也。小学不精,则遣词不能安。经术不深,则说理不能当。桐城派古文家乃谓文章最忌说理,真讆言也。扬子云:“读赋千篇,自然能赋。”《尔雅》深厚,非可袭取。涉览既博,蓄蕴既多,取精用弘,自能知其利病,下笔方可免于鄙倍矣。

  上来所举,约之又约。此在通方之士,或将病其陋略。然初机必不可缺之书,亦不外此。姚姬传,以义理、考据、辞章,举列为三,实不知类。词章岂得倍于义理?义理用岂能不用考据?朱子每教人先看注疏,岂是束书不观。明道斥上蔡玩物丧志,及其读史,却甚子细。象山每诫学者曰:“诸公莫谓某不读书,某尝中夜而起,自检经籍,恐有遗忘。”故谓未审皋夔稷契更读何书者,乃一时抑扬之语耳。俗人或底义理为空疏,乃真坐不读书。若不充实,义理何由得明?徒炫多闻,不求蓄德,是真空疏也。推而上之,胡安定分经义治事,亦是打成两橛。安有离经义之治事,亦无不谙治事之经义。若其有之,二俱不是。再推而上之,则如宋明帝之分玄儒文史四学。夫玄儒异撰,犹或可言。文史分途,斯为已陋。儒不解玄,在儒则小。文即史之所由成,离文言史,未知其史当为何等?此亦蔽也。王介甫自矜新说,罢黜诸家,久乃自悔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何期亦秀才为学究?”书院意在养成通儒,并非造成学究。时人名学,动言专门。欲骛该通,又成陵杂。此皆不知类之过。今略示通治门必读诸书,以为嚆矢,非谓遂止于此也。勿惮其难,勿病其寡,随分量力,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怡然之效可期矣。别治门当稍求博。今且先毕此书,然后乃议其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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