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及其对孔子精神的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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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及其对孔子精神的重读
民间儒学心灯 2015-06-24 10:52

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在中国学术史上首次对中、西、印三方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他的比较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穿过文化现象,直透现象背后的根本精神,复由根本精神说明现象;其二,他重新校正了东西文化的意义方位,纠正了自严复以来思想界流行的线性进化论的倾向;其三,他的结论让国人乍舌,他公开主张走孔家的路,过孔家的生活。这些问题直至今天,仍然耐人寻味。一意义方位的重校和文化根本精神的发现

自中西文化交通以来,对中西文化优劣得失的考察一直是国人关注的课题。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魏看来,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高于中国文化,值得中国学习而且中国人必须学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将西学分为可学者、不可学者,将中国文化分为可变者、不可变者的时候,即认为在“器械”、“工艺’、“法制”方面可以仿行西法,进行变通,而“伦纪”、“圣道”、“心术”是立国之本,万不可变,不能向西方学习。这表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也已承认西方文化的有些方面超过了中国,优于中国,值得中国学习,而圣道、心术、伦纪是民族之本,是立国精神,既不能变更,更不能丢弃。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洋务派是要走中西文化会通的路,但就他们的心态言,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到戊戌变法时期,严复站在进化论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优劣得失进行反省。严复痛斥那种认为西方文化只是在坚船利炮、器械工艺等形而下之方面高于中国的谬论,他认为,这里不是西方文化的命脉之所系。西方文化的命脉在于“学术则黔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中国人也未尝不欲默伪崇真,但西方人行之而常通,中国人行之而常病,原因于自由不自由耳。由于西方人有自由,所以富强,中国人不自由,所以贫弱。中西文化的种种差异由是生焉。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恃人力。”在严复看来,由于中国缺乏真正的自由,所以自秦汉以下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史。严复是进化论的极力宣扬者,也是这一学说的忠实信奉者,他对中西文化的判断源于他的进化观念。以进化观念衡之,中国文化是古代的,是旧的,西方文化是近代的,是新的,二者的优劣显而易见。

严复的这种比较模式几乎成了中国学人考察中西文化的定式,支配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数十年。到五四时代,这种比较模式的运用被推向极致,达到登峰造极之程度。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受进化论支配,胡适也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此推波助澜。陈独秀在论及为什么反孔教时说:“我们反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无价值。不过是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可见,他们反对是因为孔子妨碍了现代社会的进化。在这种进化论的支配下,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旧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国文化是古代的,西方文化是现代的。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新与旧的不同,是古代与现代的不同。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新的就是对的,旧的就是错的,因而只有以欧洲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中国才能得救。陈独秀断言:“欧洲输人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输人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这是线性进化论在文化研究上的极端表现。这种线性的进化论迫使人们作两极思考,中西两方文化,要么新,要么旧;要么是,要么非;要么静,要么动;要么物质文化,要么精神文化等等。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更好的答案了吗?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梁漱溟应聘入北大讲学。一踏入北大校门,他劈头便问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孔子的态度,蔡沉吟片刻回答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明确告诉他,他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梁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日感问题压迫之重,逼迫他对文化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结论。在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梁漱溟思考成熟了。1921年暑期,梁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并使业已结束的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再起波澜。

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梁漱溟认为,以往所有对中西文化的讨论都是表面的,浮光掠影的,都未能抓住文化背后的根本或源泉,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使人信服。他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他认为意欲就是文化的根本和源泉,因而要求得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要看一个民族的意欲的方向。由此他以意欲为尺度对中、西、印文化展开比较。他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意欲是文化的轴心,西方人向着这个轴心的前方走,印度人向着轴心的后面走,而中国人则徘徊于轴心之间。西方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第一条路向即向前要求的路向,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第二条路向即意欲转换、调和、持中的路向,印度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第三条路向即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路向。西方人由于意欲向前要求,所以对自然持征服、奋斗的态度,由此而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锐利迈往的科学方法”及“德谟克拉西”精神。他说:我们一望可知西方人所走的路向是人类文化的第一条路向—即向前要求的路向:

(一)征服自然的异采。西方文化之物质生活方面现出征服自然之异采,不就是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吗?所谓灿烂的物质文明,不就是对于环境要求改迁的结果吗?

(二)科学方法的异采。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吗?科学精神对于种种观念、信仰之怀疑而打破扫荡,不是锐利迈往的结果吗?

(三)德谟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不是对于种种权威势力反抗奋斗持出来的吗?这不是由人们对于人们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吗?

在他看来,物质文明、科学方法、民主精神只是西方的表象,而决定西方产生这两个东西的是其背后的根本精神即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是西方人的人生态度。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就是奋斗的态度,改造局面使其满足我们要求的态度,念念向前要求的态度。

而中国人意欲调和持中,因而对自然抱融洽为乐的态度,它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物质享受的。”在中国轮船、火车、飞机、大炮是不会出现的,科学方法、民主精神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是同一条路向上的快慢迟钝问题,而走的根本不是同一条路向,所以西方文化的成果在中国绝对不会出现的。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漠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若是同一条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另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因为中国人遇到间题不是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路向是人类文化的第二条路向,在这条路向上,不会出现西方文化的成果。

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断定令人瞪目结舌!对他的这些惊人断语我们放到后面再去批评。我们觉得他对中国文化细微的比较倒更耐人寻味。如他说,西洋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的,而东方文明是成就于艺术之上的,西洋人秉科学精神,产生无边无数的学问,中国人秉艺术之精神,产生不出一门一样的学问来,以西方学问的标准衡之,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是“不学无术”。西方人所用观念要明白而确定,是科学方法,而中国人无论讲什么都是拿阴阳来讲,其结果是一切都玄学化了。科学方法之所得是知识,而玄学方法天然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是主观意见而已。梁是位相当有头脑的人,他的这些话今天看来不仍然令人深思吗?

至于印度文化,他认为其物质文明无成就,社会生活不进化,不但不及西方且不及中国。其文化上唯一独盛的只有宗教之一物,而哲学、文学、艺术附属之。其精神生活畸形发展,而精神生活中宗教又畸形发达,所以它走的既不是西方文化的路,也不是中国文化的路,而是人类文化的第三条路。他说:“印度既不象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翻转向后,即我们所谓第三条路向。”印度持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追求的是一种神秘和超绝的出世理想。

在梁漱溟看来,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不同就主观说是由人生态度不同决定的,就客观说则是由其面对问题不同决定的。他认为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文化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印度文化解决的是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所以西方人所面对的“碍”是自然界,而中国人所面对的“碍”是他心,而印度人所面对的“碍”是自我“生命”。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自然也就有差异,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方式是“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第二个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反求诸已,”“尽其在我”。三个问题有先后次序之分,程度高低之不同,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文化研究的着眼点是物质问题,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其所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是理智;而中国文化其着眼点是内在生命,其所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是直觉;而印度文化其着眼点是无生本体,其所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是现量。西方文化是人类发展中首先遇到的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遇到的问题,而印度文化是人类发展到最后阶段才遇到的问题。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第一条路向尚未走完就折向了第二条或第三条路向,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早熟呢?他认为这是天才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文化是出于天才的创造。中国文化古初的几个天才即所谓“古圣人”不同寻常,他说:“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此即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原故。”由于西洋人太笨和孔子太聪明,才产生了中国文化的早熟。天才固然对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会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只是将中国文化早熟的原因归结到这里对于成熟的思想家来说是相当窘迫的。对此梁漱溟似乎也无可奈何!

梁漱溟是典型的意欲中心论者。他认为人类求生的本能意欲可以决定一切,范围一切,故而可以将整个人类文化都拿到意欲的尺度进行衡量。以今日的眼光衡之,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他只考察了意欲对生活的决定作用,而忘记生活本身就可创造意欲。不过梁漱溟比较文化和哲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突破了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冲破了文化线性进化论在学界的独霸地位,发现了比较不同文化形态的新角度。在梁看来,以往的所有中西文化的新旧之争,动静之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争,都是相当肤浅的,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近年来流行的种种文化学说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而只是想将西方的民主科学两种东西引进来而不去考察其背后根本精神,即不去考察产生民主与科学的人生态度、文化路向,结果将问题弄得面目全非,贻害无穷。应当说这是对西化派强有力的回敬。梁明确告诉他们,以他们的法子引进民主与科学是不会成功的。梁的贡献在于重新校正了比较文化中的意义方位。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国文化是旧的,过时的,中国文化是低级的,西方文化是高级的,而梁研究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他那里,中国文化是高级的,而西方文化反而是低级的,西方文化是旧的,是行将过时的,而中国文化恰好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未来。当然梁所说的并非句句是真理,然而认为梁所说全是谬误也不尽然。梁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好学深思之士,他的文化说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给人不少启发。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然而却不能无视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二走孔家的路,过孔家生活

梁漱溟在对中西印文化系统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对世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作了预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和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而且还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西洋人由过去物质上的不满足转向今日精神上的不安宁。这就使西洋人不得不由第一条路向转向第二条路向即孔家路向。他指出西洋人在经济、学术、人生三个方面都已露出这种转向的迹象。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而中国文化复兴之后,继之将是印度文化的复兴。由这种判定,梁漱溟提出了对中西印文化的态度。他说: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来。他认为印度的态度是绝对不能要的,因为它太超前。如果此时提倡印度的态度,中国便祸乱无已,如果倡导人们过佛家的生活,只会延长中国人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但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求将全盘西化的态度根本改一改,另一方面他又说三西方的德谟克拉西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完全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岂不前后矛盾?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不是西方表面的东西吗?西方之所以产生民主与科学不是由其意欲向前要求的根本精神和念念向前奋斗的人生态度决定吗?这些东西不是与中国文化的路向或者说与中国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相矛盾的吗?而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根本精神又如何能接纳民主与科学呢?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不是表面的冲突,而是其根本精神的冲突,中国人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引进来就算完事。“我们要去学他,虽然不一定照他原路走一遍。但却定要持他那路向走才行,否则单学他的面目绝学不来的。”这样梁主张将中国原来的态度批评的重新拿来。

他所说的中国的态度就是孔子的态度。孔子的态度就是刚的态度。而以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过分偏重阴柔坤静一面,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刚的态度与欲的态度有相同一面,都是向前动作,但欲的动是向外逐去,刚是真正充实有力的动,而欲则是假有力的动。他认为他所提倡的刚的态度是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但同时排斥那种向外逐物的颓流。刚的态度就是不安、不容己的态度,他指出:正如我们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少好处才要求,而是不自由不可安才要求。他说:现在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欲慕,处处的算帐,有所为而为,在从里面发出活气来——罗素所谓创造的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情感的动作只能于此得之。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从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的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人生。梁一向反对中西文化融合之说,事实上他的追求仍然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不过他所倡导的融合不是现象的拼凑加减,而是文化本源上的融合即从人生态度上的融合。他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即刚的人生态度已不是随遇而安,调合持中了,而是一种超脱了个人利害,随感而应,发自内在的向前追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人生态度是孔子的人生态度即刚的人生态度的复活,但这里的复活其实是假西方人的态度完成的。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涌入,梁漱溟大概不会发现中国人生态度的缺陷,也不会有向前要求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仍可将梁文化理想视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就向前要求的态度说,他是取自西方的,就不计较、不算帐、不安的态度说,他是取自中国、取自孔子。他批评地将中国原来态度拿来,就是将中国人从前偏于阴柔的一面打落掉,转换出奋往向前的风气。有了这种风气就可以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了。从这里谈中西融合是真正的融合,谈西化是真正的西化,谈中国问题的解决是真正的解决。他说:“现在只有踏实的莫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运动是没有结果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中国人生态度的复兴。在他看来,那种视清代学术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清代学术根本没有人生态度的复兴,也有人视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这种说法更荒谬。因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复兴,根本算不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指出,要复兴中国文化,昭苏中国的人生态度,必须重开宋明儒者所倡导的讲学之风。只有像宋明儒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乐趣为现代人开出一条人生之路来,解决他们所烦闷的问题,中国才有希望。“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

可见梁漱溟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复兴并不是对中国古文化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国文化的整合与再创造。后来,梁既排斥欧洲近代以来的路,认为那是中国第一条走不通的路,也拒斥苏俄的路,认为那是中国第二条走不通的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梁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宪政,不要科学,不要合作,否则他参与创建民盟,积极从事政党活动就不可理解。梁的用意是在警告世人,中国人不要邯郸学步,生硬模仿,以致失却自我,而要在认取自家精神,发挥自家特长,立足自家精神上求奋斗,求发展,走出一新的政治道路,组织一新国家,来一个人类文化的大创造。

梁漱溟在举国上下羞于谈及中国旧文化及孔子之道时,公开主张走孔家路,过孔家的生活,这是需要学术勇气和道德力量的。梁是哲学奇才,也是一位怪杰,怪之所怪在于他反流俗,鄙时尚。流俗滔滔天下皆是也,他不仅能独立不倚,而且勇于对流俗作出坚决的批判。正是“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提倡,可有那个出头?”这说明梁漱溟有担当的勇气。在当代新儒家学术阵营中,三、四十年代,梁的影响远远大于熊十力,由于海外崛起的新儒家中虽说大都是熊、梁的学生,然而在精神血脉上近于熊而远于梁,所以就儒学发展自身说,熊的影响远远大于梁。港、台新儒家当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典型,然而牟与梁的关系是由熊十力才联系起来,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徐复观走上学术的道路较迟,与梁也没师生之谊,故牟、徐是熊十力的弟子。唯有唐君毅才听过梁的讲演,算是梁的学生。而且梁唐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唐每有著作问世,总不忘寄予梁漱溟一闻,而梁对唐评价甚高,并对他的著作的有些章节专门作了摘要和评说,唐对梁也颇为尊敬和客气。而牟对梁则有批评甚至是相当严厉的批评,但也有很高的评价。他称梁极有性情,有思考力,“独能深人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使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的生命与智慧。本人一直在想大概牟与唐正像上代的熊与梁,牟是熊的嫡传,当然牟非熊所限,对梁也有取舍,唐似乎是梁的传人,学问气貌极近于梁,在学理上与熊十力显得有些疏远。

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及其根本精神的揭示固然是意欲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就是主观唯心论。不过,哲学上的问题除了党性原则之外,还有思维深化和认识发展的问题。梁的文化哲学对于推动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深化对东西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他要求人们看到文化时代性的同时,还应看到文化的民族性,这对于纠正线性进化论的偏颇功不可没。他主张走孔家的路,过孔家的生活,学术界一向以此断定他是复古主义者,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他理解的孔子,他所谓的孔子的真精神已与传统的孔子有了很大的差别。他所谓的孔子的精神,刚的、仁的、生动活泼、不计利害向前要求的生活态度,不仅不排斥民主与科学,而且还积极要求民主与科学,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的真正基点。梁的思想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余英时曾谓,中国近代以来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梁漱溟积极要求民主与科学也是一位激进主义者,这样固然也有失偏颇。我们只想学者注意,在指出梁漱溟是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时,注意到他开放,要求变革的另一面。(文/颜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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