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研究奠基人 ——陈垣与《四库全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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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学”研究奠基人 ——陈垣与《四库全书》研究 (2013-02-26 22:40:0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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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陈寅恪先生目之为“有宋以来之史家”,其涵义即在其表彰他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陈垣史学研究的成就一直受到关注和重视,学界更有人提议创立“陈垣学”,其意在于对陈垣学术成就的继承与弘扬。确实,陈垣不仅开拓和建设了中国现代史学的众多学科,而且乐育英才,诸多学科皆从而壮大、发展其学术规模。

陈垣对于《四库全书》的研究,前人虽有所注意、评论,但抉发未尽。陈垣是四库三书的清点者、职掌者,自来无二人。又是四库史料的发现者,整理者,其研究成果众多,有关四库的评价与出版的建议均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今特撰此文,以表覆陈垣开拓和建立四库学的成就与贡献。

(一)清理四库三书第一人

王国维在评述20世纪史料三大发现时,清代大内档案居其一,与敦煌文献和甲骨文并而为三,认为这是时代所赐。陈垣在史学上的创获,同样得益于时代所赐。因缘际会,使他能在新时代利用新史料来进行独到的研究。恰逢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公开就是他遭遇到的前所未有之机会。

众所周知,自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后,一百多年,南北七阁命运舛变,其中的三阁遭毁,一阁遗失泰半,较之《永乐大典》虽或幸运,但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遭受了焚毁、散佚的厄运。唯有少数饱学之士,关注文运。1906年,时任教育部主持的罗振玉倡议创建京师图书馆,并建议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等拔入,时隔三载,清廷允其所议。但此事国运积衰,革命风起,清廷迅即沦亡。民国二年,罗振玉所议才得以施行,文津阁《四库全书》自承德启运,1914年,始抵京,因京师图书馆无处庋藏,暂存于故宫文华殿内。同年,文溯阁亦从沈阳运京,交宫廷内务府管理,加上皇宫内原有之文渊阁。一时间,仅存完整的三套《四库全书》及未毁之《摛藻堂四库全书》皆麇集北京,诚为清末民国裨益于文化之壮举。1915年,京师图书馆告成,文津阁《四库全书》则从北京古物陈列所入藏至京师图书馆,1917年开始得以公诸社会。

1913年,陈垣因当选为国会议员,移居北京,开始向学术方面转变。在他转志于学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接触文津阁《四库全书》。偌大一桩文化基业就在面前,引起了陈垣的高度关注。此时他居京已有三年,开始厌倦政治,于是乎,他一头扎进了《四库全书》之中,成为最早检读库书之人,一读十余年,今叙其事如下:

一、通读、清点库书。。

陈垣作为一个刚从广东来京的青年议员,能一头扎进《四库全书》,也是有其原因。他是以此为读书,不象当时的学问家一样,读书讲求版本,佞宋嗜元。这其实是真做学问的路子,只讲求版本,学问无法开展。像清代一些大学问家所读多为习见之本,如王念孙、段玉裁。那些讲求版本的人,像顾广圻、黄丕烈,反而未能成为大学问家。陈垣因心中无此之囿,所以读书只求便求捷,自然对《四库全书》求之若渴。他真正治学从一开始就耽于《四库全书》并长期地浸淫于其中。

据刘乃和先生回忆:

当时他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本《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励耘书屋问学记——书屋而今号励耘》。

刘先生所述,实有误处,把陈垣开始读四库和两年后清点四库混为一事。陈垣真正读库书应始于1917年1月,京师图书馆刚允许文津阁对外之后,但时间也不长,同年10月,他就离开北京到上海,后随梁士怡去了日本。到第二年3月才回京。但刘先生的记述说明了陈垣自文津阁开放就接触《四库全书》,

1919年,金梁、叶恭绰等人建议影印《四库全书》。此举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同意,叶恭绰、朱启钤皆是陈垣之旧友,叶不仅是其同乡,又是交通系的骨干,陈垣也是其中之一,叶恭绰素知陈垣于《四库全书》用力甚多,自然委托其主持此事。朱启钤《文津阁藏书全景后记》:

法故总揆班乐者者,素尚儒术,尤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已任,先是,叶玉甫(恭绰)衔命赴欧,与彼都人士坛坫相接,协议于巴黎大学,设中国学院。黔人韩汝甲为译学馆及门高材,介其辞于两国之间,创借用《四库全书》之议,列举协端,腾为书说。“

民国六年,陈援庵发愿,亲手检点全书卷数、叶数、字数,费十余月之心力,逐卷抖擞。发现阙佚不少,援庵别有记住。此举极有裨於印工之估计。援庵后预故宫清查之役,又将历朝调取别庋之书,归还入阁,其功诚不可没。(《图书馆学季刊》十卷二期,1937)

据当时京师图书馆目录科馆员谭新嘉记述:

本年十月九日,政府任命开州朱桂莘(启铃)为印行《四库全书》督理。先是番禺叶玉甫(恭绰)游历泰西归,慨祖国古籍沦胥,欲印行《四库全书》,爰托新会陈援庵招延同志:闽人樊君名守执、杨君名韶、王君名若璧、粤人李君名倬均、李君名宏业,至本馆点查《四库全书》页数,预备印行。计划经始于本年六月十五日,蒇事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时政争剧烈,近畿枪林弹雨,京城各门白昼启一二时者二十余日,樊君诸人每日挥汗点查,未尝一日间断。民国九年十月。(《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3期)

刘乃和先生曾有文记其事:

陈垣预先设计,制定了一个特定表格,表上分部别、类别、属别、书名、作者、卷数、函数、每册书页数、每函册数、每书页数等栏。工作开始,要每天根据简目抄一书名初稿,以备次日使用。他每天都是从清晨即去图书馆和大家一起工作,晚间回家总复查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做准备。自6月初到8月底,整整用了3个月时间,工作完成那天,他邀请参加者拍了张照片作为纪念,在照片上他亲笔题写“民国九年八月”几个字。

关于这段史事,北京图书馆李希泌先生亦曾据亲历写下《陈垣与四库全书》。这次清查,是《四库全书》各阁成书后一百多年第一次彻底清查。陈垣先生依此撰成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完成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基础工作。但影印之事,因时局动荡,并未付行。

二,执掌文渊阁,发现摛藻堂荟要

1922年,他曾短暂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但不久就转到北大任教了。1924年,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陈垣以学术名家身份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常务成员,并代委员长李煜瀛主持工作。作为文献学家,他特别重视图书,自然对故宫珍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尤为关切。所以他率先清理文渊阁《四库全书》。随后,他又按图索骥,1925年4月在摛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这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精选出来的一部丛书,份量约为《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荟要》共钞成二部,其一存放在圆明园之长春园的味腴书室,同文源阁《四库全书》一样,于1840年被英法侵略军焚毁;另一部即贮于故宫御花园之摛藻堂。《荟要》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重新“发现”缘于陈垣学识的积累,才使这一文化巨著表曝于天下。故宫图书馆亦托此福而声腾天下,这自然要归功于陈垣先生。

其后,陈垣还在武英殿刻书处发现了《四库全书》中撤毁的十余种著作。这种幸运,恐怕二十世纪没有第二人能相比了。这一天赐良机和有利条件,成就了陈垣在《四库全书》研究上的特有地位。

陈垣先生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任图书馆长,除《四库全书》仍存文渊阁外,将宫中所藏其它古籍集中存放在寿安宫前后殿及左右相属之延楼,逐日检点,将稀见且有价值的书籍刷印流传。又对宫中档案进行整理,编印《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文字狱档》等,披露大量珍贵史料,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

朱家溍《怀援庵夫子》:

“援庵夫子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1925.10)任图书馆馆长,汇集宫中所藏古籍,除《四库全书》及《四库荟要》仍置文渊阁和摛藻堂,其余咸贮寿安宫前后殿及左右相属之延楼,琅函环列,蔚然称盛。夫子逐日检点,遇不经见之书,择其尤者亟赴刷印,以广流传。”(《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

他清点“文津”、“文渊”,发现“荟要”之史迹,已成为史林快事,为后世所乐道,昔日之秘藏,陈垣一人独览并亲检,不亦幸哉!

(二)四库史料的整理与工具书编制

陈垣治学特点:一是全面占有资料;二是编制工具书,他于四库研究亦循此途。他花了极大精力编成过五书:《四库全书编纂考》、《四库全书书名考异》、《四库全书撰人考》,《四库全书书名录》、《乾隆御制四库诗文辑录》。惜生前均未刊布。除《撰人考》、《书名录》外,均已收入商务出版的版《陈垣四库学研究论著辑要》,现略述其史迹流传于下。

一、《四库全书纂修考》:

张崟《四库全书史表》:“闻新会陈援庵先生,有《四库全书纂修考》之作,叙述极详,关于纂修之掌故,摘钞亦未甚备,惜未付样,无由得窥。”(《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四库全书纂修考》之纂修,当是陈垣属意委托于同是热心四库的饱学之士金梁完成之。金梁《四库全书纂修考跋》:

陈援庵(垣)查全书,撰为《书目考异》,凡卷、册、叶数,一一注明,又关于勅修四库之记,载亦摘录甚详,梁借录一过,略加整比,间有增补,题曰“四库全书纂修考”。(《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P106页。)

惜金氏最终也未勒成专著,此稿今存天津图书馆。如果以陈垣之名望,撰成刊布其书,则四库学当受其惠。后起者如郭伯恭后刊成《四库全书纂修考》(1936年成书),学界目为首创之作。以余揣之,陈垣所刊《四库全书编纂始末》,当是此稿基础上撰成之章。

二、《四库全书书目考异》:

鞠增铨《四库总目索引与四库撰人录》:

“陈垣教授著《四库撰人录》,以《四库总目》所载撰人姓氏笔画为次,同姓以朝代为次,各人系小传,并所撰书名、卷数、类属其后,以便按人求书。又著《四库书名录》,以《四库总目》所载书名首字笔画为次,同字以朝代为次,同朝代以类为次,各书系撰人类属於其下,以便按书求人。二书不名索引,无异索引也。”

从前人所述,其所费功夫之多,惠及学界之多,亦不可谓少。今观《书目考异》,搜尽各类目录及存书眷属,除文溯阁外,几乎比勘殆尽。检考异文,尤其是摘录纪评,为世所罕见(今国图已将纪评全稿印行),终于得以表曝出四库各阁、各本之异,从此,学界始知不可视余阁皆文渊阁一书之复本也。

三、《四库全书撰人考》:

顾颉刚《文澜阁书目索引序》:

“民国肇造,四库书时时有付印之议,益为世人所注目者,陈援庵先生遍读全库,成《四库书目考》四十卷,又成《四库撰人录》若干卷,《撰人录》一书,予所未见。”(《燕大月刊》37年7月、(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序》亦沿此)

说明《四库撰人录》已经在学界流传,一直没有付印。

四、《乾隆御制四库诗文辑录》。

乾隆诗与其说是文学诗,不如说是文化诗,史料诗,陈垣从浩繁的御制诗中辑出来,这是他对史料的一个开拓,可谓独具慧眼,这无疑是研究四库编纂史不可或缺的材料。由于不是定稿,陈垣手辑并不完整,或许拘于体例也。余别辑有新稿,亦蒙陈垣之启导也。

由于上述稿件未加刊布,学界所闻多有误记之处。顾颉刚所记《书目考》四十卷,有误,当为四卷,朱启钤所言民国六年清点,也有误记,陈垣清点文津阁在民国六年,执掌故宫则在民国二十三年,显然是误合史事。《陈垣年谱配图长篇》系载据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将《四库目录考异》《辑乾隆御制四库诗文》写《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一卷于1915年,当误,京师图书馆开馆于1917年1月(时在安定门外方家胡同),应当在其后,而此时所撰《撰人》、《人名录》,《考异》当在其查核书以后。

(三)、研究四库全书导夫先路

陈垣的学术成就取到,实有得益于《四库全书》,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四库学》贡献。

他一生虽未有专著正式刊行,但研究四库十数年间,成果颇丰,斩获奇多,虽仅数文,但其中成就非凡,最为外界所知者乃其撰写了关于《四库全书》方面的专文共十篇:除前面提及的外,尚有《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四库撤书书原委》、《书于文襄公注四库全书手札后》、《四库提要之周亮工》、《再跋于文襄公论四库全书手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识语》,另外还有大量的函札书信,于《四库全书》用力之多,著述之勤,亦云多矣。

他的这些论述,早已成为《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不读的名作。要知道,《四库全书》作为乾隆钦定的巨作,从来就罕有人置喙,私家记述及各家评论甚少,陈垣的这些文章之所以能有如此创获,有得于时代环境之所赐,更主要的是他的广搜博考,精辟细理。如《编纂始末》一文,不仅广搜了当年的档案实录,更利用了难得的史料,如《国朝宫史续编》向无刻本,陈垣所得乃故宫抄本。而正是此书,全面记录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史料,陈垣引之,方成定谳。这些,都为数十年来所公认。

尤其是他对四库撤出书的研究,陈垣是导夫先路,因他是这些书的发现者、利用者,所以他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入地考明了《四库全书》撤出书的历史本貌,从而廓清了《四库全书》中的一大公案,后来王重民继此而深入考索,大有所获。《四库撤书原委》、《四库提要之周亮工》二文、对库本及各阁之异,提要之纂成,条列数折,钩玄探幽,发覆之功至伟。陈垣先生在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中,发现了《四库全书》在编成后由编纂者撤出书这一史实,他通过以赵怀玉本《简明目录》与文津阁本的对照,发现了许多有目无书的事例,从而断定在《简明目》录刻成后,《四库全书》收录有弃取之处这一论断,无疑是前所未有之重大发现。

陈垣撰写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对《四库全书》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亦可窥见其于四库学之发凡起例。

首先,他根据史料,考证出《四库总目提要·佛典类》出自周永年之笔。这一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尤其是他在该书缘起中指出:“四库著录及有目之书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促,纰缪百世,乃播其误於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唯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这样,真正揭示了《四库全书》于佛释家类轻率、忽略的一面。

其次,他在《佛教史籍》中所释题的典籍,特别标明四库所收和四库存目论及的两类,说明他同样是以此为出发点,来论述佛典的。虽不能说陈垣对四库总目提要有全面的研究,但其通过对释家类的释题、阐义,可谓是正中四库提要之缺失。同此而为者,陈樱宁先生撰有《四库不识道家》一文,可为表里之作。

更为主要的是,陈垣在该书中,对四库所录版本进行了考源,而且对提要失误、偏谬之处一一纠之。是正其失误之处甚多。诚为《四库总目》之功臣。

除上述专文外,陈垣先生其他史学名著中颇多有关四库研究成果,如《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具体而微而论述了四库馆巨辑录《旧五代史》及后世诸人翻刻诸本中的问题,不仅指实了四库馆臣对《永乐大典》的篡改,而且也纠编了后世诸家改而失误之处。对观其以《册府校薛史计划》、《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就知道陈垣先生对待前人的成果是如此的实事求是,不故作高论。

此外,陈垣对元史研究也是卓然成家,而他对《四库全书》中之有关元史文献也特别重视,总撰有专文讨论《元史》译音问题,这较之当年沈曾植辈,因有《四库》原本之可利用,自不可同日而语。

据本师杨明照先生说,余嘉钖先生1928年到辅仁大学任教,并从事四库提要辨证,与陈垣提供学术条件及帮助不无关系。陈垣长余嘉钖三岁,他先是读到学生余逊作业,赏其学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学有渊源,并汲汲见余嘉钖,从此两人结成终生友谊。

余嘉钖以四库研究著称,后曾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其论著正式出版也是1958年,陈垣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所长,当时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都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与陈垣先生的推举重视有关。如同1948年他推举没有正式的著作的余嘉钖成为院士一样。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撰于40年代,殆与余嘉锡先生撰《四库提要辩正》年代相若,余先生既系陈垣之旧友,又同居一校,盖桴鼓相应也。余先生立意考全书,而陈垣则专于佛典,是各具特色。

(四)《四库全书》出版之推动

印行《四库全书》是近代出版史、文化史一大公案,陈垣先生不仅受其托、任其劳,亦得以此验其书成。

印行《四库全书》最早由1918年由商务发起,继之北洋政府有影印之议而终归于废, 1924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方希印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1923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向清室内务府借印文渊阁并派高梦旦前往北京交涉,因政府担心长途转运,有所损失,徐世昌饬令警察厅查禁该书运出北京。1925年,教育部致电商务印书馆,同意印行文津阁本,段祺瑞政府亦批准运沪。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陈垣不仅是支持印行,而且还以其便利条件,应允以文津阁本相商借赴沪以借印行。商务计划得以实行,实与陈垣先生有关。商务向故宫借印《四库全书》,陈垣当时正为馆长。考当年商务执事者李拔可先生之信札(1925年11月14日),尤能体现陈垣先生对此的关切:

敝馆承印《四库全书》事,屡承指导,铭感不谖。且文津阁一书,原为我公平日所整理者,一切简帙,秩然有序,尤堪征信。月前曾代梦翁面约,俟全书运沪之后,拟请执事莅沪一游,共商珶刊。辱蒙允约,此不独敝馆之荣幸,异日书成,揭櫫得当,必更有以餍海内人士之望者,则皆我公之赐也。感荷高情,曷可言馨。惟目下交书、还书手续虽已订妥,而输运停顿,不知何时始能着手筹备耳。尚乞推爱,有时注意,无任盼祷之至。(《陈垣往来书信集》239页

这份文献,清楚表明陈垣对影印此书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抉择文津阁而非文渊阁本之事值得注意。尽管此番计划仍遭流产,但陈垣于此事所贡献之精神不可不叙。

印行《四库全书》在二、三十年代几起几落,自然非陈垣所能左右,但考察这段历史,每一次动议、施行,无不与陈垣发生直接联系。最终,由国内一时名流认可的方式是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改变全印计划,决定选印《四库全书》中的部分书籍。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良策,8月,陈垣担任教育部任命的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与当时各家相比,陈垣没有发表过诸家所议重编、换本的意见,相反,他对各方所操作的具体事宜十分关注,积极支持,把精力放在具体的推动此项工作上。为此,他公开发表了《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一文。他对这次影印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非常熟悉,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亦很了解,这在当时无人能比。因此所论自然掷地有声。

如《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例言之三之乙》曰:“文津阁本所缺之书,应否列入目录,以备检查文渊阁本。”陈垣先生说:“文津阁本所缺之书,文渊阁本亦缺,无庸列入目录。”当时能如此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人。

再如《例言之一》曰:“(《四库全书》中)其已有宋元刻本即流传已少,有同未刊者,亦为选入,以广其传。”陈垣先生说:“重在未刊诸书是也。其已有宋元刊本,流传虽少,若将来有人刊出,库本即失其价值。”这条意见最为精彩。

影印四库珍本以未刊行之书籍为重点,但如果宋元刻本尚存,就不要影印《四库》本,应影印比《四库》本更早的本子,在校勘学和史源学上强调祖本和最早的史料,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这对影印古籍和读书治学都是极重要的提醒。陈垣该文首先提出了“库本”的概念,这在四库学上是十分重要的。《四库全书》非仅具抄录之功,亦有存佚,辑校之得,今以未刊为书,实则库本乃底本,为一百五十年前所见而今亡佚者……这其实不仅是库本的特色,且为库本之价值。

因学术界、文化界对印行《四库全书》意见纷繁,更因动荡时代经济、市场因素,全部印行《四库全书》显非易事。陈垣对未刊本印行是支持并积极推动。最终才使这一热闹了十多年的文化话题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方式问世。用文渊阁本缩印了1500部。

期间,他还与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专家一道,共同发表了《影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缘起》一文,提出七善(同署名者:阚铎、陶湘、尹炎武(见1933年《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正因为他的崇高的学术地位,所以在印行未刊珍本时,学界以他为首的名议发表了《影印原本提要缘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一篇极具卓见与可操作性又极高价值的文章,虽有人附议,则不妨似为公论,可惜当时时局混乱,无法施行,反而远在东北的金毓黻先生得以因职掌文溯阁之便而得以于1933年施行,至于陈垣所倡之文津阁原本提要得以出版,则又在2006年由予续事完成。文化之兴衰,学术之兴盛,时乎?运乎?余不得而知也,但于先哲之心血、器识,终有奋起而为之者,以续文脉,则自不侍言,文脉之永续,亦当期而不侍也!

(五)余说

《四库全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十余年才完成,又传世逾百余载,始为一般学人所利用。陈垣作为时代的幸运儿,遍查二阁、发掘《荟要》及撤毁书,而且深究《提要》之得失,尤能深入全面地运用其书,并着力于刻印此书,殆二十世纪《四库全书》之第一人,亦现代四库学之奠基人。

陈垣不仅有精湛的学养,又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四库的发掘、史料的辑录以及工具书的编制,虽然他在四库学方面的成就远没有他在其他研究领域内那样堪称卓然大家,但也独领风骚,尤其是对库书的亲检,对史料的爬梳,是前人所无法企及的。当然,他也知道四库的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以他的洞察力,深知后继者会不断涌现,所以他虽已经抄纂的史料,也没有再花太多精力去整理,他对阁书异同也只做了发凡起例之功。因此,我们只能说他是导夫先路的奠基人,而非本身具有大成就。

有人说,陈垣一生通读过全部《四库全书》,这话有些不实。《四库全书》之不可通读,亦不必通读,乃常识之事,所以言陈垣全部通读过,非为实辞,也不是为其添彩之事。试想,坊间有习见之书而费时费力地去读这些抄本,有何益处?但陈垣对《四库全书》的本体是了解非常深刻的,而且其学术功底多在《四库全书》则不为过。他曾自言,早年在广东,就熟读《四库全书总目》。他因时代机缘,皇室两阁皆得整理掌管,自是古今莫二之比,十分熟稔当出自然。他编纂过系列著作,这些虽都未刊行过,但总供自己和朋友使用,可见他十分注意利用这一文化巨著。

陈垣为什么这样相信或爱好《四库全书》?首先是为学之便利,从文津阁入京到文渊阁归故宫图书馆,一直到抗战前,均在陈垣的属下。更主要的是,他由于深入考察过《四库全书》,并不象有些人从未见过四库而稗贩他人之说,认为其书因删改而毫无价值。相反,陈垣十分肯定官修书的价值与作用。他在解放后还撰文谈到官修书的贡献与作用。这是历史的事实。当然陈垣并非一味廻护《四库全书》,而是不做以偏概全之论。所以,他对《四库全书》的具体评价很多,反而不受人们重视,也一直未论陈垣与《四库全书》关系者所述及。

附记

2005年,我到陈垣先生文孙陈智超先生家中拜访,我曾出示《陈垣先生四库全书研究》一文初稿,晤谈中,智超先生向我提及陈垣先生尚有四库学方面的研究稿多种未刊,我大喜过望,不久,他出示了陈垣先生手稿若干种复印件及部分原稿,检点所及,有《四库全书目考异》四卷、《乾隆御制四库诗辑录》、《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我看到端正的楷书,虽出自手民所录,陈老批注之处甚多,我当即建议请智超先生、曾庆瑛夫妇整理,并将旧有已刊论四库之作合为一编,冠名为《陈垣四库学论著》出版,并愿为之助,陈先生甚为之喜,还提出所有稿件中有一文《四库全书编纂小史》不能考定作者,有陈老批注,亦保存在陈垣老遗稿中,我亦建议加以收录,作为附编存世,陈智超先生欣然接受。

不久,陈智超先生将全稿整理复印交我,并加辑了陈垣论著中有关著作中《四库全书》论述部分,则陈垣有关四库论述文字全部得以收录。考虑到《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乃陈垣先生当时所用工具书,而且现在有更便捷的工具可以使用,他不属于其“论断”之作,就加以割爱,虽不足以反映陈垣先生于四库用功之全貌,但究可窥见其用功用力所及,足可称善。

我收到稿件后,数次与陈先生编校往返,智超先生于先祖之作用心用力所及,令人钦佩,真是哲人之后,其学必传,其时正逢《陈垣全集》在出版之中,本书之纂,陈智超先生顾虑也不无重床架屋之嫌,我坚持专著别行,更有利于学者使用。

此稿因经人事变更,稍有延宕,近六年后方才问世,究不负初愿。今检点所及,尚缺陈垣老与阚铎、陶湘、尹炎武等人合撰之《影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缘起》一文(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或因体例所及,然当附录以行,更便于窥其为学识事之所及,异日重版,宜加收录。

前作小文,因识见有限,置而未刊,今既得见全稿之成,又近十年亦获陈垣老之幸,得以亲检亲理文津阁原书,并加编排影印,重加补道,以为近代四库学研究之述。亦发现先贤记述或有误写,附识于此。

陈垣老于1920年受托清理四库,时年四十,不意九十年后2002年,予得独承此书印行之缘,亦年近四十,奋力三年,始成初版,非悻悻相惜,亦更未敢与先辈此观。

2013年新春正月补记

附:陈智超先生给笔者所撰“陈垣先生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函

援庵先生是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他不但作了奠基性的工作,而且他的许多研究成功至今还有指导意义。遗憾的是,近年一些研究《四库全书》的论著竟然忽视了援庵先生的研究成果,这当然也影响了这些论著的质量。因此,集中出版援庵先生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援庵先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可分四部分:

(一)已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九种:

1.《编纂四库全书始末》(1920~1922)

2.《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1920)

3.《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约1920)

4.《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1924)

5.《四库撤出书原委》(1928)

6.《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1936)

7.《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1933)

8.《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1936)

9.《再跋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1942)

以上九种共约3.6万字,均将收入《陈垣全集》中。

(二)过去未发表过、但将收入《陈垣全集》中者计有三种,近四万字。

1.《四库书目考异》四卷。约11.5万字。他以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实际结果为依据,校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的错误。该书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每种的书名、卷数、撰人、函数、册数、页数一一列出,《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有误者加以说明。

2.《检查文津阁书页数简章》。这是援庵先生于1920年6月至8月率王若璧等六人检查《四库全书》时制定的严密的工作简章。检查工作就是按照《简章》的规定严格执行并顺利完成的。

3.《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识语,作于1920年。

(三)散见各书中的有关《四库全书》的论述:

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提纲及正文(1942年)。《概论》是援庵先生关于目录的名著。原拟名《陈垣全集》四库提要释家类正误,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库提要》释家类共著录13部、存目12部。《概论》共评论佛教史籍35部,其中包括了《四库》著录的全部13部,以及存目中的9部。《概论》对这22部的《提要》大都作了批评,有几部甚至设了《四库提要正误》的专节。现存的有关成果有:①《四库提要释家类正误》(即《概论》前身)的提纲,许多可与《概论》正文相对应,约2千字。②与《概论》有关的札记、资料,如《法苑珠林·感应缘》引用书目等。③《概论》正文中对《四库提要》的评论。其中至少①、③两部分内容可收录。

2.《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本书深入地揭露了四库馆原对《旧五代史》辑本的窜改,由此可知他们在修《四库全书》时,对清统治者忌讳的虏、戎、夷狄等文字大肆篡改的情况。本书的序言及后论,对认识《四库全书》有普遍意义。

3.其他著作中论及《四库全书》的,还有十余则。

(四)自编的有关《四库全书》的工具书及资料。

1.《四库撰人录》13册。以《四库提要》所载撰人姓氏笔画为次,同姓以朝代为次,各人系小传所撰书名、卷数、类属于其后,以便按人求书。今《四库总目》之后所附人名索引,似不能代替此书。又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出版有《四库总目索引》,其用意与此书目,但不载撰人履历,同姓不以朝代为次,而以名之笔画为次。《索引》由于校对不细及编纂失检,讹误多有,1928年《辅仁学志》曾发表鞠增钰之批评文章。

2.《四库书名录》5册。以《四库提要》所载书名首字笔画为次,同字以朝代为次,同朝代以类为次,各书系撰人、类属于其下,以便按书求人。

3.《纪(昀)改定本提要》。1921年秋,援庵先生收得四库馆精缮本《四库提要》半部60册,为总纂纪昀删改原本。此本后归他人,但援庵先生摘抄了与刻本不同的诸条,结集为《纪改定本提要》,并据此写了《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

二○○六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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